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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 be continu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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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baike.baidu.com/view/99472.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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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交民巷

　　东交民巷在旧中国时为使馆区。旧时因这里是漕运地，所以原称东江米巷。

　　东交民巷原名东江米巷，是北京市东城区的一条胡同，胡同西起天安门广场东路，东至崇文门内大街，全长近3公里，是老北京最长的一条胡同。

　　元朝时，东交民巷和广场西侧的西交民巷是连在一起的一条胡同，名叫“江米巷”。由于当时这条胡同有元代控制漕运米粮进京的税务所和海关，因而成为南粮北运的咽喉要地，因而得名江米巷。明代时修建棋盘界，将原来的江米巷截断成为东江米巷和西江米巷。在东江米巷设有六部中的礼部以及鸿胪寺和会同馆但主要只接待来自安南、蒙古、朝鲜、缅甸等四个藩属国的使节，因此会同馆又被称作“四夷馆”。到了清代，会同馆改名四译馆，并修改政策只允许外国使节在这里居住四十天。

　　东交民巷原是明清两代“五部六府”所在地。清乾隆、嘉庆时期曾有“迎宾馆”供外国使臣临时居住。鸦片战争（1840年）以后在这地区先后设立了英、俄、德、法等使馆，1901年后改为使馆街，英、美、法等11国在巷内成立联合行政机构，还开设了“美国花旗银行”、“法国东方汇理银行”、“英国汇丰银行”、“日本正金银行”及教堂、医院等多处，这段历史留下许多风格各异的西洋建筑，也吸引了不少海外人士。

　　1900年8月14日，八国联军入侵北京，并明令侵略军“正式特许抢劫三日”，东交民巷也在劫难逃。仅巷内的户部银库就被日本侵略军抢走白银三百万两；翰林院内的《永乐大典》、《四库全书》等珍本也被毁劫殆尽。《辛丑条约》列强将东交民巷地区划为“使馆界”，把东交民巷改名“使馆街”，还在整个使馆界四周建起了高约6米的围墙，围墙上建有8座碉堡，并设铁门。中华民族的自尊受到极大的挑战。直到1950年1月6日，北京军管会颁发布告，庄严宣布在北京市内各帝国主义兵营的占领地一律收回，其建筑全部征用，延续了半个世纪的耻辱才宣告结束。

　　1928年后各国使馆先后迁往南京，但东交民巷旧址未废，现有建筑基本保持原貌，多为国家机关办公地点，沿街有北京市公安局、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中国青年旅行社、外交部招待所、新侨饭店、红都时装公司等。

　　1949年以后这里仍被作为使馆区，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交的民主德国、匈牙利、缅甸等国的使馆沿用了这里旧有的建筑，直到1959年迁往朝阳门外三里屯的第一使馆区。文化大革命期间，这里由于其历史的特殊性，再次收到冲击，街名被改为“反帝路”，很多西式风格的建筑遭到破坏，1980年代以来，随着北京城市建设的发展，东交民巷的建筑亦受到冲击，汇丰银行、怡和洋行、俄罗斯馆的旧址因拓宽马路被拆除；德华银行于1992年被拆除；日本使馆旧址被北京市政府占据；街上还兴建了很多高层建筑和现代建筑，整条街的风貌遭到了极大的破坏。目前东交民巷是北京市文物保护街区。受到文物部门的保护。

　　德国使馆是1862年设立的，位于东交民巷路南、洪昌胡同北口西侧，与法国使馆隔街相对。1900年后，占用了广成木厂及附近大量民房，扩建使馆和建立兵营。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德国战败，其兵营归荷兰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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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天开始就是东交民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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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报房胡同，崇文门内大街路口
下次来也许就见不到这个房子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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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说的故事还有很多，比如，这一带还有许多带“洋味儿”的地方，像银行、洋行、饭店等等。那挺有名的“法国面包房”的经理，其实是希腊人；而“巴黎饭店”的老板原是天津人，妻子则是德国人，实属“中西结合”。还有那镇江胡同，早年可算是“新闻媒体街”，1904年创办的《北京报》社址就在这里，1907年改名为《北京日报》；民国初年，《北京白话报》、《北京午报》、《北京夕报》、《燕京报》、《文艺杂志》等报刊的印刷业务，都由《北京日报》的印刷所承担，可见其实力之雄厚；另外，后来的《北平日报》、《国民新报》、《游艺报》等报社，也在附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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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汇文中学最初是教堂附设的蒙学馆

　　西洋文化在这一带的表现，除了亚斯立堂，还有一些著名的医院和学校。

　　比如同仁医院，由美以美会创办于1869年，最初的院址就在晓顺胡同。还有创办于1873年的妇婴医院，原在后沟胡同，后并入同仁医院。

　　在亚斯立堂旁边的125中学，其前身是1872年由美以美会创建的“京都慕贞女书院”，后来几易其名。它是中国最早的女子中学之一，第一届毕业生只有3人。

　　原先在船板胡同的汇文中学，始建于1871年，原是教堂附设的蒙学馆，后来发展为汇文大学堂，1918年与华北协和大学合并成立燕京大学，原校址留给了汇文中学和汇文小学。1959年因修建北京站，汇文中学迁至崇文区培新街，而汇文小学则改名为丁香小学，仍在丁香胡同原址。

　　按照传统观点，外国教会在中国开办学校的初衷，是企图通过传播西方文化以达到征服中国的目的。但是，大批教会学校在中国努力了几十年，培育出了许多人才，真正继承殖民文化衣钵的寥寥无几，大多数反倒成为激进的爱国主义者或彻底的革命者，这不能不说是一种历史的嘲弄。

　　比如，汇文中学的学生始终保持着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五四运动那天，是最早赶到天安门广场的学生队伍之一；1926年段祺瑞政府镇压爱国学生运动，制造了“三一八”惨案，汇文中学有两名学生不幸牺牲；1935年“一二九”运动，汇文中学是积极的参加者；在1947年的“反饥饿反内战”运动中，汇文中学是最早罢课的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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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京城最大的基督教堂———亚斯立堂

　　冯玉祥曾在回忆录中写道：“……到了民国元年，我在北京平则门旧火药库驻防，有一次朋友约我到崇文门内一座耶稣堂听讲……留给我很好的印象。从此，我有空即去听讲，渐渐发生了兴味。”这座教堂，就是有名的“亚斯立堂”。不久，冯玉祥在这里由牧师刘芳施以洗礼，成为一位虔诚的基督徒。他部下的官兵一律入教，有一次共有5000余名官兵同时受洗，由于人数太多，竟需要十几位牧师施洗。冯玉祥从而被称为“基督将军”。

　　1923年，冯玉祥的妻子病故，经人介绍，认识了北京基督教女青年会的总干事李德全，二人一见钟情。据说，李德全曾问冯玉祥：“你怎么会喜欢我的呢？”冯玉祥说：“我看你天真率直。”接着他又反问她为何愿意嫁给自己，李德全笑答：“上帝怕你不为民做事，派我来监督你的。”1924年3月，他们按照基督教礼仪举行了婚礼，证婚人仍然是亚斯立堂的刘芳牧师。

　　亚斯立堂也称“北京基督教会崇文门堂”，始建于1870年，是美国卫理公会（美以美会）在北京地区所建的首座礼拜堂。为了纪念美以美会第一位奉赴南美洲传教的主教，而以其名字为教堂命名。

　　1870年美以美会在北京最早的会址，就在前面提到的晓顺胡同内。最早建成的亚斯立堂原在崇文门外，后来迁到后沟胡同，1882年进行了扩建。1900年庚子事变，亚斯立堂被焚毁。八国联军攻入北京后，美以美会逼迫清政府拨款重建亚斯立堂，并趁机强占土地民房，据说被迫搬迁的居民就达900多户。新教堂于1904年春建成，也就是现在的这座礼拜堂。同时，还盖了许多其他建筑，包括学校、医院、办公楼和传教士住宅等等，使这一带几乎成为美以美会的专属区。这些建筑基本保留至今。比如后沟胡同南口有个十分醒目的“红房子招待所”，原先便是教会的房产；马路对面有个院子，院门不大，里面却十分宽敞，散布着一些形态各异的小洋楼，多是当年传教士的住宅。

　　西方文化的进入，往往会在不知不觉间与当地文化产生相互的影响。像那亚斯立堂主楼檐部，居然使用了中式的“万”字图案；而镇江胡同29号原是北京神学院院长和教授的住宅，有一个标准的中式“广亮大门”，而里面豁然开阔，居然有四个独立的小院，正房都是两层小楼，上面却是中式屋顶，看去倒也协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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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外，1917年夏天，鲁迅曾在这里的船板胡同住过一个星期。7天的时间看似很短，却有十分复杂的历史背景。准确地说，当时还没有“鲁迅”，只有周树人。当时他在教育部供职，住城南绍兴会馆。1917年7月1日，张勋拥溥仪复辟。为抗议复辟活动，周树人愤而辞职。后来段祺瑞出兵“讨逆”，战火顿起。周树人在7月7日的日记中记述道：“……同二弟移居东城船板胡同新华旅馆……”以避战乱。由于“觅食甚难”，甚至断炊，所幸老朋友齐寿山在不远处的镇江胡同开有一家粮食店，方可“得一餐”。周树人1912年随教育部来京，只因教育部薪水丰厚而自己家庭负担颇重才不得不从事那很不喜欢的工作。那些年，国事纷乱，前途渺茫，他始终陷于苦闷的情绪中，张勋复辟对他来说是一个很大的刺激，由此而断然辞职，说明他已不甘于沉寂。一年后，在朋友的劝导下，他奋笔写出《狂人日记》，并署名“鲁迅”，就此成为一代文豪。
　　
　　在这船板胡同里，还曾住过一位重要人物———“基督将军”冯玉祥。20世纪二三十年代，他曾在原船板胡同21、22号（老门牌）居住，后来将这所宅院分给他的兄长冯基道，当时的户口簿上登记的是冯基道及其家人的名字。老宅早已拆除，原

　　址现在是一座简陋的楼房。

　　早在民国初年，冯玉祥就经常到这一带来。与船板胡同相交的后沟胡同有一座基督教堂，它对冯玉祥的人生产生过极大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