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故居在景山东街吉安所左巷8号。北房3间，东西耳房各1间，东房2间。1918年9月19日，毛泽东 为组织新民学会会员赴法勤工俭学，来北京居此，1919 年3月12日离京去上海。同住的还有蔡和森、萧子升、陈绍林、陈昆甫、罗子钻、罗章龙、欧阳玉山等。为北京市重点保护文物。
吉安所左巷属东城区景山地区，是三眼井胡同路北从西往东数的第一条胡同，自北向南沟通吉安所北巷和三眼井胡同，长180余米。
吉安所左巷原称“吉安所东夹道”，因位于吉安所东侧而得名，民国三十六年(1947年)改称“吉安所左巷”，“文革”中一度改称“荣兴东巷”，后复称“吉安所左巷”。吉安所又称吉祥所，是清代宫内太监死后停灵出殡的场所。
吉安所左巷8号，旧时的门牌是吉安所东夹道7号，在胡同中段东侧，占地面积为213平方米。院墙为外罩灰皮的碎砖墙，街门面西，是一个随墙“小门楼”，院内有北房3间带东、西耳房各1间，还有两间东房，7间房的建筑面积仅为90平方米，其中3间北房的建筑面积为40平方米，每间落(lao)空(使用面积)不足10平方米，是名副其实的“一间屋子半间炕”的小房。
1918年秋至1919年春，毛泽东、蔡和森、萧子升、陈绍休、陈焜甫、罗章龙、罗学瓒、欧阳玉山等8人在这个小院的3间北房中住了六七个月。当年3间北房是一明两暗，中间的1间是明间，具有厨房、餐厅和过道的功能，东、西两间每个房间各住4个人。毛泽东在《新民学会会务报告》中说:“八个人居3间很小的房子里，隆然高炕，大被同眠。”对此，罗章龙的解释是:“‘大被同眠’这句话有个典故:唐朝有个姓张的人，是个大家庭，张公倡议全家人住在一个屋子里，盖一个大被子。我想，这可能是象征一家人团结的意思。润之的这句话，是形象思维的话。”
吉安所左巷8号为私有房产，据房屋档案记载，该房产购于清光绪十六年(1890年)。由于毛泽东第一次来京之时曾在此居住，故1979年8月21日作为“毛主席故居”被公布为北京市文物保护单位，2002年政府拨款对其进行修缮，基本保持原状。
毛泽东(1893.12.26—1976.9.9)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军事家，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解放军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要缔造者和领袖，毛泽东思想的主要创立者，字润之，湖南湘潭韶山冲(今属韶山市)人。
毛泽东从1914年至1918年就读于湖南第一师范学校，在学生时代就开始了革命活动。1915年，毛泽东以“二十八画生”署名发出《征友启事》，开始筹组以“思想革命、身心锻炼和革命实践”为活动内容的新民学会。每逢假期，毛泽东都要与一些志同道合者进行徒步游学，既锻炼身心又接触社会。1917年暑假，毛泽东与萧子升结伴远游进行社会考察，他们身上不带一文钱，以游学形式靠书写对联为生，历时月余，跋涉千里到达安化县县城。得知安化县劝学所所长夏默庵先生是位饱学之士，著有《默庵诗存》、《安化诗抄》等，但夏默庵先生性格孤傲，一向不理游学先生。毛泽东仍然登门拜访，两次被拒，当毛泽东第三次登门之时，夏默庵不便再拒，但为试探来者学识，写下一原对置于案上。毛泽东见状，略作思索，即书属对。这副合对是:
绿杨枝上鸟声声，春到也，春去也；
清水池中蛙句句，为公乎，为私乎。
夏默庵先生连声称赞，因为毛泽东应了胜对，不仅工对严谨，而且运用了“为公乎，为私乎，晋惠帝问蛤蟆”的典故。
夏默庵与毛泽东谈诗论史，十分投机，临别之时又赠给毛泽东银洋八圆作为旅资。
当年，在同学眼里，毛泽东是个出类拔萃的人，同学们给他起了外号叫“毛奇”，把毛泽东比作德国历史一位文武兼备的将军；在老师眼里，毛泽东是国家栋梁，毛泽东的老师杨昌济先生在给朋友的信中写道:“吾郑重语君，二子(指毛泽东、蔡和森)海内奇才，前程远大，君不言救国则已，救国必先重二子。”
毛泽东曾填词对自己学生时代生活进行回忆:
携来百侣曾游。
忆往昔峥嵘岁月稠。
恰同学少年，
风华正茂；
书生意气，
挥斥方遒。
指点江山，
激扬文字，
粪土当年万户侯。
曾记否，
到中流击水，
浪遏飞舟？
1918年8月，风华正茂的毛泽东开始了他第一次进京之行。
8月15日，毛泽东同萧子升、罗学瓒、罗章龙、陈赞周等20多位准备赴法国勤工俭学的青年乘火车离开长沙，因铁路被水冲断，火车在河南郾城漯河站停留一夜，次日，毛泽东与罗章龙、陈赞周到许昌凭吊魏都旧墟，抒思古之幽情，8月19日到达北京。
到达北京后，毛泽东先在湘乡会馆落脚，又与蔡和森在豆腐池9号(今豆腐池胡同15号)杨昌济先生家小住数日，后由萧子升出面以北京大学学生的名义租住吉安所东夹道7号的3间正房。毛泽东在京期间，相识了李大钊，并在北京大学图书馆当助理员。
毛泽东从1918年8月19日到京，至1919年3月12日因母亲病重离京回湖南，在北京住了近八个月的时间。在这段时间里。毛泽东主要从事三项活动:一是组织赴法勤工俭学，二是探索救国道路，三是联系革命力量。
刘昂在《浩气贯天地风雨送征船——缅怀蔡和森同志》中说:“毛泽东、蔡和森同志一方面积极为组织赴法勤工俭学而奔走，一方面如饥似渴地探索当时世界的新思潮、新学说，努力追求改造中国的革命道路。”罗章龙在《回忆新民学会》中说:“赴法勤工俭学是新民学会会员北上的一个重要任务……后来新民学会会员大部分都走了，只有润之和我留在北京……我当时问润之说:‘大家都去了，他们也希望我动身，你留下吧，我去欧洲。’他说:‘不然，我们留下是有理由的，我进北大是职员，活动范围受限制，你是学生身份，最好活动，范围更广泛些。工作方面是需要你的。’于是我就决定留在北大不走了。我在学生中积极活动，他在教职员中做联系工作。这个做法后来都实现了。”
几十年后，毛泽东在中南海与医生王鹤滨聊起了康德的“星云学说”，勾起对昔日的记忆，他说:“我年轻时曾经在北京大学图书馆工作过，那是件很有意思的工作，有很多书可以看，马克思主义就是在那里认识的。” |
发表于 2009-2-7 22: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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