苗乡教师独守山间学堂20年(图)

苗乡教师黄秀和与他的学生们

他从年轻小伙到年近半百，20年寸步不离地守着山洼间破败的教学点……

他反复咀嚼着“守”字的意义，对那些孩子的责任，就是全部的意义……

黄秀和，49岁的苗族教师，从年轻小伙到年近半百，20年来寸步不离地守着牛角岭山洼间这个破败的教学点。

“只剩一个孩子，我得抱着教，如果一个孩子也没有，我就守好这间教舍，等着下一个孩子来。”黄秀和反复咀嚼着这个“守”字的意义，对那些孩子的责任，就是全部的意义。

一个老师的“学校”可能很多，而黄秀和的坚持是20年，甚至更远。

“你叫邓雅妹吗?”黄秀和斜坐在低矮的课桌一角，他穿着发旧的黑色甲克，神情认真。

“是……”一个怯生生的女孩疑惑半分钟后，大声喊了出来。一次艰难的普通话交谈成功了。

黄秀和弯下腰用苗语朝孩子们嘀咕几句，座位上的娃娃们立即鱼贯而出，每个人拿着粉笔头趴在地上，不一会儿，5个歪歪扭扭的名字出现在凹凸不平的地上。

南勇教学点的教室光线昏暗，然而记者看到，黄秀和不大的眼睛刹那间笑成了两道细线，连眼角褶皱的鱼尾纹都洋溢暖暖的意味。

今天这个教室里只剩7个孩子，45年来学生最少的一个班。

万宁市长丰镇山架村委会的南勇教学点，1963年建造，三间破旧狭窄的平房，距离牛漏约8公里山路，惟一进村的山道崎岖蜿蜒，一座大山把在这里聚集的30多户苗族人家阻隔在绿林中，与外面的世界遥遥相望。

跋涉：

　　娃娃们带着锅碗瓢盆越山求学

1月16日上午，阴雨过后的南勇村更加清冷，黄秀和把刚从山下领回来的7本寒假作业发到了孩子们的手中，孩子们的期末考试成绩已经出来，语文的最高分只有65分，这让他十分焦虑。放假的前夕，他还想给孩子放一段远程教育的片子，摆弄设备的瞬间，他猛然想起，原来从去年的12月18日开始，这里因为故障已经停电了。

双手插在裤袋里，箭步如飞，很有感染力的笑容，49岁的黄秀和更像一个热情充沛的“孩子王”，走到哪都跟着一串孩子。黄亿珍、黄亿霞、蒋晓霞、邓小梅、邓雅妹、陈家伟、盘水升，南勇教学点一年级的5个女生和2个男生。对于苗山的孩子们，黄秀和是一个很重要也很必须的“人物”。

在采访黄秀和之前，记者最初遇见的是热心村民黄玉，三个孩子的母亲，嚼着槟榔热络地说起了自己的孩子。

她告诉记者，南勇教学点只设一年级，上了二年级的孩子就得到山下的山架小学或者是牛漏中心小学，去年她的孩子曾是黄秀和的学生，她指着教学点已经开了缝的门板说。可是孩子们的走读之路也非常艰苦。

她说，孩子黄亿新、黄亿烈从自家带着做饭用的锅碗瓢盆，到了镇里，和别人家几个孩子“包”个单间，一个学期一个孩子80元左右的租金，就以那样的方式寄读。七八岁的孩子，每天放学就自己去集市买菜，自己动手做饭吃。

“舍不得买肉，大多吃鱼和青菜，没有办法，为了读书。”黄玉立即流露出心疼的表情，她和丈夫每个星期只能拿出20元给孩子们做伙食费，有时孩子们生病，他们只能拜托老师去看一看，担心日日都有，即便这样，读书还是必须的。

黄玉说，上一代的南勇村中，读书人没几个，很小的孩子们只会说苗语，其他的语言都不会，难以跟外界沟通，更别说读书，所以黄秀和老师就是那个教会孩子们拿笔、写字、说普通话的“启蒙人”。

也就是说，黄秀和教会了苗村孩子和外界沟通的语言。

渴求：

　　惟一的卫生员变成惟一的教师

设于1963年的南勇教学点，最初是一间摇摇欲坠的茅草屋。原先有两位老教师，一位来自万城，一位来自山架大队。1959年出生于这座大山的黄秀和也曾是教学点的一名学生。

高中毕业后，一次偶然的机会黄秀和获得了一个到万宁卫生学校学习的机会。三个月后，他回到南勇村，成为村里惟一的卫生员。

“家里就是诊所，从区里领回一点药，一个十字箱，满村走。”他说，南勇村是个贫困村，能看得起病的特别少，赊药钱的人家，他也没好意思跟别人要，那个时刻最能体会贫困。

1988年，两个老教师退休了，谁来把教鞭接续呢?大队书记想到了黄秀和，他算是村里书读得较多的人，又懂得苗语。大家开会，最终把黄秀和推上了代课老师的位置。

“那个年代山路状况更差，步行出山一个多小时，回来也差不多，孩子们读得起书的就没几个，外出读书更不可能，山里特别需要这个教书的人。”黄秀和笑着说，最后他接了过来，有点临危受命的意味。

没有任何教学经验，也没有任何讲稿，黄秀和从学区里拿回了两本课本，第一次上课时，台下8个孩子，他紧张不已，不甚自信。那一年他29岁。

艰难：

　　一边伐薪烧炭一边教书育人

采访中一位乡亲偷偷告诉记者，一开始，黄秀和既当代课老师，又做卫生员，后来才彻底“转型”的。贫困的苗村，卫生员和教师，哪一个都离不开。

1991年，教学点变成了如今的平房，记者看到，尽管离家不过百米，黄秀和还是住在了教学点的办公室里。 “要守好教学点的每一样东西。”黄秀和说。

尽管黄秀和不太愿意提及，但记者在采访中了解，为了承担生活的重负，初做教师的黄秀和仍生活十分艰难。

每月45元的代课教师工资，黄秀和无法维持上有老下有小的生活。每天下课后，他都得和妻子蒋玉香下田种地，忙完农活儿后，他又要上山砍柴烧炭，隔一天去一次。

黄秀和说，当时的木炭7块钱一包，14块钱一担。烧好木炭后，他们步行过山，挑着货到牛漏卖给打铁的人，回到家天已经黑透了。碰到雨季，连这样的补贴家用的活儿都没了。他还尝试过做点小买卖，但也草草告终。

在苗村教书的苦都在“路上”，黄秀和举了个例子。因为贫困，不少苗村孩子能读书也是“斗争”的结果。开学了，一开始报名的只有9个孩子，等发完课本后，又来了几个，他又得下山去领教材，来来回回，每年如此。每次单元测试，他都要下山到学区领试卷。当年都是徒步行走，一个往返便几个小时。

他是这个教学点的全能老师：语文、数学、美术、品德、音乐。 “要用普通话念‘小白兔’然后翻译成苗话，再告诉他们小白兔是什么。”黄秀和说，他上课的时候，面临多种语言的转换，期间又有翻倍的工作量。音乐课时，他只能教孩子们唱他会唱的歌。

曾经教学点也尝试着开设二年级，黄秀和两头上课，应接不暇。遇到爱打闹的学生，黄秀和常常跑得满头大汗。有朋友想帮他找关系，调到更好的学校，工资待遇高一点，黄秀和婉拒了。

坚持：

　　敦促每一个苗家孩子去读书

1999年，做了10年代课老师的黄秀和转正，成为了一名正式的老师。

眼下的这个班只有7个孩子，黄秀和说这是人数最少的一个班，一个学期，每个孩子只有14本作业本，不够用，孩子们只好拿地板当“练习册”，而近5年来，万宁消防大队党支部与教学点结成帮困“结对户”。消防官兵们为孩子们买来了新书包、学习文具、儿童读物等学习用品，这是同学们最高兴的事情。

有种心得是经久锤炼得来的，黄秀和说自己一点一点找到守住这个教学点的意义。他去过每一个他教过的孩子的家。他的学生中，年龄最大的14岁，还没上学，教学点让他学会识字。村里曾经有一个13岁的女孩，父亲重男轻女不让上学，他去劝，后来女孩成了他的学生。学生中有5岁的，家长说，就当上学前班吧，黄老师教学握笔写字。说到考上万宁中学的自己的学生“阿三”，黄秀和骄傲不已。

随后，黄秀和带着记者来到学生陈家伟家，他是目前这个班里年龄最大的孩子，8岁。满脸污渍，穿着姐姐脏兮兮的小红袄，他是这个班里家境最贫困的孩子，没有土地耕作的父母要到很远的地方打零工，哪个孩子读书都要取舍，黄秀和把陈家伟劝来了。

“安排好这些孩子，让他们都读过书，这就好了。”黄秀和说得很谦虚，所以他会一直干下去，到退休。

放假了，南勇教学点的孩子徘徊在教室门口玩耍。采访最后，黄亿珍站在门口对着海报念完“a、o、e……”后，就一直抱着黄秀和的手，用小脸来回地蹭着，黄秀和硬朗的脸突然流露出很柔软的一面。 “现在，觉得越来越有意思了，放假了就没意思了，平时他们很闹，但总也很热情，大家一起牵手来，又一起牵手回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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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8-2-25 12:42 | 只看该作者

我老家的岛上（崇明），所有的村级小学全合并到了乡镇上的中心完小，可怜十里八乡的孩子们每天就要赶十几里地去上学，类似这贴子里的这种村办复合班的小学，全部被迫关闭。
今年开学，有些中心完小因为班车不够而超载，教育局要求中心小学按实际学生人数购买车辆，所以部分完小因财政吃紧被迫取消班车，很多小孩子的上学交通成了问题。
我国教育部门的领导们都是吃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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